解放日报记者 马松 摄
11月5日,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1周年。三天后的中国第17个记者节,“韬奋新闻奖”公布,人们以这种方式铭记并致敬这位杰出的爱国者,著名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、政论家。
“热爱人民,真诚地为人民服务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这样的韬奋精神,曾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鲜艳旗帜。但随着岁月变迁,在互联网时代、在媒体转型期,这样的韬奋精神似乎正在被淡忘,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。
日前,《解放周末》专访邹韬奋之女邹嘉骊,这位86岁的老人,继承父亲的事业,干了一辈子出版工作,又用半辈子的时间,整理父亲遗著,出版《韬奋全集》。在文字中,她一步步走近父亲,更深地理解了韬奋精神,也读懂了他的毕生追求。
■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
出版家
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,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
1944年6月1日,自感病情加重的邹韬奋,要求口述遗言;第二天,6月2日,由长期一起战斗的合作伙伴徐伯昕记录下了韬奋的《遗言记要》。他对身边的人和事一一关照,说到幼女邹嘉骊时,叹息道:“小妹爱好文学,尤喜戏剧,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,勿听,只得注意教育培养,倘有成就,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。”
这个“屡劝勿听”的小妹长大后,继承父亲的事业,干了一辈子的出版工作。
同为出版人,邹嘉骊最能体会父亲对出版的热爱。在她的回忆中,邹韬奋生命的长卷徐徐展开,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,便是作为出版家的邹韬奋。
时光倒流至1926年,那是邹韬奋生命中重要的一年。
这年元旦,31岁的他与沈粹缜完婚;10月,接手主编发行量为2800份的《生活》周刊。
当时的上海,杂志五花八门,多数开开关关,寿命只有一两年。
仅仅过了两年,原本不起眼的《生活》周刊,发行量达到了《良友》杂志最高峰时的4万份;到了1933年,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55000份,创下了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。
邹韬奋创造的神话,不止这一个。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,分别是《生活》周刊、《大众生活》周刊、《生活星期刊》、《抗战》三日刊、《全民抗战》三日刊和五日刊,及《生活日报》和生活书店。五刊一报几乎都是同时期全国杂志销量冠军,其中《大众生活》的发行量更高达20万份,刷新了邹韬奋自己创造的纪录;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,年度出版图书品种一度居全国出版业第一,鼎盛时期拥有遍布全国的56家分支店。
神话的背后,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?
邹嘉骊对此的解读是,大众立场是作为出版人和媒体人的父亲一生坚持的立场;长子邹家华也在《父亲韬奋的爱》一文中写道:“‘竭诚为读者服务’,是他内心最真诚的想法,这句话至今镌刻在三联书店的墙壁上。”
为大众,首要的便是为大众说话,说大众的话。对于父亲的出版主张,邹嘉骊烂熟于胸:“用最生动、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,要使两三千字的短文所包含的精义,抵得过别人两三万字作品。”“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,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不是白费的。”
“爸爸把杂志、报纸办成了‘会客厅’。他说,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,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,没有拘束,避免呆板,力求轻松生活、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。”
“这样的‘谈话’,不是家长里短。爸爸说过,‘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,却要注意到社会性;是前进的,不是保守的;是奋斗的,不是屈服的;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,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,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。’”
邹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,却反对纯粹的趣味。他说:“小报之所以盛行,‘闲时消遣’确是大原因;其次的原因,就是小报里面多说‘俏皮话’,或不易听见的‘秘密消息’,大足以寻开心,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。这原因就是近于‘诲淫诲盗’的材料,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……无疑的应在‘打倒’之列。”
除了内容上的为大众,邹韬奋更广为人知的“为大众”,是认真回复读者来信。邹嘉骊儿时记忆中的父亲,但凡在家,除了留点时间给孩子,其余便总是写稿、写信。
接手《生活》周刊后,邹韬奋从第二卷起就设立了《读者信箱》。
开始的时候,邹韬奋一个人拆信、选登、答复,不以为苦,反乐在其中,有的回信写到两三千字长。他自述答复读者来信时“热情不逊于写情书,一点也不肯马虎”,“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,因为这就好像天天与许多好友谈话,精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。”
但随着来信如雪片般飞来,邹韬奋纵是用尽全部时间也应付不来了,而他又认为此事绝不可懈怠,便在周刊人手极紧张的情况下,让其他四个人与自己一起做这项工作。尽管如此,他仍然不仅要求妥为保管所有来信的原稿,建立来信者档案,更要求所有回信让自己过目,并手签自己的名字。曾有人统计,10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有4万多封,是古今中外的编辑家们罕有做到的。
读者来信多了,拜托杂志社办的事情也多了,且千奇百怪。邹嘉骊读到父亲的记叙:“最有趣的是,有的读者因为夫人要生产,托我们代为物色好的产科医院;有的读者因为吃官司,托我们代为介绍可靠的律师;乃至远在南洋的读者,因为母亲和夫人要买国内的绸缎衣料,也委托我们代为选购,我们无一事不是尽我们的心力做去。”
一些读者不写信,而是直接找上门,每天都会有五六起甚至十来起,有的是报国无门,有的是遭遇了社会不公,有的是陷入人生的彷徨苦闷。夜色中,生活书店永远是彷徨者最放心的去处——人生地疏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认不得路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找不到旅馆,想起“生活”,往那里跑;买不到车票或船票,想起“生活”,也往那里跑……
邹嘉骊回忆,父亲曾对周恩来同志说,自己周围有很多作家、科学家,而自己什么也不是。当时周恩来就笑着说:“你是宣传鼓动家。”“很多老同志也对我说,是看着你父亲的文章才去延安参加抗日、参加革命的。”
爱国者
“个人没有胜利,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胜利”
1997年,母亲沈粹缜去世。两年后,二哥邹竞蒙(原名邹嘉骝,邹韬奋次子)意外去世,接连的打击让邹嘉骊陷入苦痛中。“那时候,连话都不想说。”但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没有停下。“是父亲的文章‘救’了我,父亲的文章虽然沉重的多,但沉重后面,总有个光明的尾巴。”
一个心中有爱的人,才能给人以光明和希望。“七君子”事件发生后,邹韬奋身陷囹圄,在狱中写下“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”。
“国家危难存亡之际,爸爸没有一天不握着笔呐喊。”邹嘉骊说。
早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邹韬奋就大声疾呼,在《生活》周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,揭露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。1931年5月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,邹韬奋忧心如焚,撰文指出:“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,我们中国人欲保其民族的生存,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……”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出版的周刊第一期,邹韬奋悲愤地写道:“本周要闻,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,记者忍痛执笔记述,盖不知是血是泪!”
而针对国民党政府的“不抵抗”政策,邹韬奋连声怒斥——连续撰文《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》《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》《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》……
三个“宁死不屈”背后,是怎样的痛与不甘。“我常于深夜独自静默着哀痛,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人的中国人,何以就独忍受这样的侮辱和蹂躏。”
哀痛,也是爱痛。这份对国家、对民族的爱与痛,让邹韬奋发了一辈子的声。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爸爸还在病床上写,《对国事的呼吁》《患难余生记》……5万多字,是靠着打止痛针,一字一字写下来的。”邹嘉骊说。郭沫若在韬奋追悼会上这样说:“你(邹韬奋)的一生,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支笔的墨……”
在持续不断用笔“发声”的同时,邹韬奋做了三件轰动全国的事。
第一件是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。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军占领辽宁、吉林,正当长驱直入黑龙江之际,驻守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向全国通电宣誓力抗死守,和撤回关内的20多万东北军形成极大反差。
邹韬奋决定由周刊发起,组织全国性捐款活动,支援马占山部抗日。这一义举,轰动全国,未出一月,就收到捐款12万余元,杂志社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。“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,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。”
第二件是筹办“生活伤病医院”。
在淞沪“一·二八”抗战中,邹韬奋看到医院缺少床位、人手和医药,很多伤员只能躺在过道里,他泪流满面,决心筹办伤兵医院。
筹办过程虽艰辛,但如捐款一样,民众是邹韬奋的靠山。过去50多年之后,曾有一位被医院录用的护士回忆:“那天光报考的就有六七百人……都是年轻人。”
第三件是援助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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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